疫情防控一旦“躺平”，医院和医务人员会经历啥？

导读

祖国坚持“不躺平”，其实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普通人啊！

来源：医脉通

作者：叶正松  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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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有着极大的不确定性。 而疫情防控，是面对不确定作出确定的决策。 也正因为如此，“清零派”与“躺平派”每天都争论不休，但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些讨论，认真梳理了一下，就会发现，大多都是情绪的、自觉的、非理性的、短逻辑链的。 原因就在于谁也算不清楚哪种策略下的成本更小，算不清自然就无法样本比较，最终只能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困境。 为什么算不清？ 因为这里边的变量太多了，没有哪一个计算公式可以全面而精准。 就拿上海来说，按照这座城市去年的GDP总量来算，去年全年生产总值是43214.85亿元，平均每天的生产值为118.396亿元。那么，上海静态管控之下，每天损失最少是180多亿。可问题是，生命的价值是无法量化的，既然无法估量，那么在任何计算公式之下都很难得出一个统一的答案。 自然，不统一，就易生争论。 
“躺平”还是“清零”，是一个“电车难题”？ 有人说，防疫“躺平”还是“清零”，这是一个电车难题。 啥叫电车难题？ 电车难题是1967年英国哲学家菲利帕·富特在一篇论文中提到的： 一个疯子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就要碾压到他们。幸运的是，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一条轨道上。然而问题在于，那个疯子在另一个电车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 如果你是司机，怎么选？ 是什么都不做，让电车压死这边5个人，还是扳动拉杆，转而压死另一边1个人？ 可能你会说，如果只能救一边，当然救越多越好，肯定救5个人这边啊。飞机失事，是往人口密集的市中心还是往荒郊野外迫降？这种问题值得辩论吗？电影《集结号》里面，团长为什么选择用一个连换一个军？这还用问吗？ 猛一听，似乎很有道理。 5条人命，相对于1条人命来说；1连人，相对于1个军而言；当然选择群体利益最大化。 但是，有些利益，你是很难量化，也是无法计算的。 如果那一个连里面，有最高首长的孩子呢？ 如果另一边轨道的一个人，恰好是你的恋人或你的家人呢？ 请你告诉我，怎么算？怎么选？怎么做？ 联系到疫情防控，亦是如此。
不过，好在我们一直都在坚持一个答案，且在近日，这个答案已经更加明晰。 4月18日晚间，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发文称：“动态清零策略是我国新冠防控的最佳选择”。 他指出，动态清零与零感染不同，也不等同于封控、全员核酸，动态清零策略对当地GDP的影响，仅相当于非动态清零策略对经济影响的一半。 因此，疫情防控一定不是选好走和难走的路，也不是选直和弯的路，而是选对和错的路。 反之，倘若一旦防控“躺平”，电车之下，被压死、被伤害的会是哪些人？ 老年人？医务工作者？还是我们每一个普通人？ 
老年人？ “疫情带来的是无情的威胁浪潮，新冠病毒给美国老年人带来巨大压力。”《纽约时报》4月17日这样报道说，没有哪个群体比美国老年人遭受的痛苦更多。美国新冠肺炎确诊患者超过8200万人。一直以来，人们都知道老年人更容易受到伤害，但损失的规模直到现在才全面进入人们的视野。在美国，75%死于新冠病毒的人年龄在65岁以上。每100名美国老年人中就有1人死于这种病毒。到目前为止，新冠肺炎已成为65岁及以上美国人的第三大死亡原因，仅次于心脏病和癌症。 我国的现状是：60岁及以上人口达2.67亿。据最近的数据显示，还有超5000万老人未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 再来看看此次疫情重灾区的上海： 1.截至4月20日24时，上海在定点医疗机构接受治疗的重型患者139例，危重型患者20例，都是一些有基础性疾病的阳性感染者和老年人；2.4月20日，新增本土死亡病例8例，平均年龄77.5岁，最大年龄93岁。8位患者合并有晚期恶性肿瘤、严重心血管疾病（冠心病，高血压3级等）、神经系统疾病（脑出血、脑梗等）、尿毒症等。其中2例曾接种过新冠肺炎病毒疫苗，其余未接种疫苗。患者入院后，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死亡的直接原因均为基础疾病所致。 联系这些数据与现状，老年人特别是患有基础疾病的老年人，在疫情时代无疑成为了“最大的受害者”。 如果，此时全面放开，防控“躺平”，美其名曰是“与病毒共存”，其实质，说白了，无非就是拿长者和体弱的人命牺牲，物竞天择、汰弱留强，让高龄体弱者面对死亡威胁。 届时，面对感染人数几何级数上升、医疗资源被全方位挤兑、甚至还被资本抢占之时，作为老年人，能有多大信心住进医院？作为子女，又有多大能力让老年人住进医院？ 
医务工作者？ 疫情防控一旦“躺平”，医院和医务人员会经历啥？ 小编真的有很认真的思考了这个问题。因为任何组织都不可能根据峰值情况而设计，就好比火车不可能按春运的需求来设计运力一样。可持续的巨压之下，谁都会崩溃。 4月12日，上海虹口区卫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钱文雄不幸身亡。虽然官方未曾公布原因，但联系上海艰难的防疫现状，不言而喻。 4月19日，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因头痛难忍，被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收治入院，诊断为血管性头痛，目前正在接受治疗。学医的都知道，血管性头疼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压力过大造成的。 而不堪重负的，又何止是医疗卫生部门的领导干部，普通的医护人员，更是泰山压顶。 仅今年三月份，三天之内两人殉职。 3月16日中午，内蒙古自治区中医医院普外科主治医师王猛，在呼和浩特市欢送援呼抗疫医疗队仪式现场突然晕倒，经全力抢救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年仅39岁。 3月20日6时45分，山东省支援威海临床医学检验专家白晓卉因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去世，年仅42岁。 近日，河南卫视报道，在潢川县全员核酸检测现场，90后女医生王丹突发晕倒，送医后确诊为主动脉夹层A型，转至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经过6个多小时急救手术，总算从死神手中抢了回来，转危为安。据王医生丈夫表示，她当天早上四点半起床，自己煮了点泡面吃，五点到医院集合，七点便开始采集核酸。 王医生只是所有疫情中医护人员的一个缩影。疫情期间，男人女人当铁人用，是常态。 就这样，不论大医院还是小医院的医生，都已经忙得像是停不下来的陀螺。如果一旦躺平，他们还有休息下来的一天吗？ 不会！ 他们只会更累！更危险！ “躺平”之后，感染人数势必疯涨，此时把它比喻成开了闸的洪水也毫不夸张。 试想，疫情防控时的“拉闸限流”都让许多城市自顾不暇，此时，如果全国“开闸放水”，疫情如洪水猛兽，又有哪个城市会觉得自己可以高枕无忧？ 当阳性患者都涌向医院，医疗资源被挤兑甚至是被击穿都是必然。而现有的医护人员会面临着巨大的感染风险，而当他们感染之后，离岗、隔离、缺人、停诊，会进一步造成医院资源的短缺。 这一点其实在如今点上海是有体现的： “八点健闻”今天发了一篇文章《当一座城市的感染者超过40万时，它的医院和医生会经历什么？》，随即登上百度热搜。 文中提到：这半个月来的上海医院里，几乎重复着这样的动作：接诊患者，病区出现院感，一波医护送去隔离，换一拨医护坚守上岗；一个病区被关闭，换一个病区再开放。 仅是维持医院的运行，都变得越来越艰难。 毫无疑问，如果防控“躺平”，这样的问题只会更加尖锐。 
普通人？ 防疫是一场持久战，放弃和躺平只需要一瞬间。坚持就总还有等到胜利的那一天，放弃那就再没有回头路可走。等待我们的就只有十亿规模的感染基数以及常年数以百万千万计的重复交叉感染重症以及死亡人数。 到那时会怎样？ 看看这段时间的上海吧！ 菜成为了“奢饰品”，有钱不一定“抢”得到；有时候就算“抢”到了，也不一定能吃…… 这仅仅只是“生活难”，再看看上海前段时间到“就医难”： 4月8日，上海71岁的小提琴家陈顺平，因为胰腺炎，腹部突发剧痛，难以忍受，其姐姐也是上海财经大学退休教授，就帮弟弟叫了120，但送了两家医院都因为疫情造成的各种原因无法收治，只得返回家中。陈顺平教授经过一夜的痛苦煎熬，实在无法忍受疼痛，绝望至极，留下遗书，跳楼自杀身亡。 我不杀伯仁，但是伯仁却因我而死。陈教授不是死于新冠，但却是因为新冠而死。 还有： 清华的一位毕业校友，脑梗术后因为护理人员短缺，无人会吸痰而去世； 上海交大的退休老师吴中南，核酸阴性却得不到吸氧，在医院里绝望去世； 就连财经大V郎咸平的母亲，也因为没有核酸检测报告无法就医，最后去世。郎咸平连母亲的最后一面都见到； 还有一位阿姨核酸阳性，要被拉到方舱隔离，结果那边说没位子不让进，小区居民又不让她回来，只能下雨天在公交站坐着，发着三十九度的高烧，吹着冷风。 这些悲剧，以及这些悲剧中的人，我们都是无法忽视的。 这都是疫情中的次生灾害。既然是灾害，就可能发生在每个人的身上，没有人能够独善其身。西安人不相信武汉的事情，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上海人不相信西安的事情，会发生在他们的身上。 但是，你看，医疗资源因疫情被冲击后，历史虽不能重复，但总是能重演。 而这一切，还是在积极防控的前提下发生的，要是彻底放开“躺平”那会是什么样？ 一些慢性病患者，重症患者，急诊患者还能抢到床位吗？ 能吗？ 倘若彻底“躺平”，那到时候会有多少普通人，因为得不到及时的医疗救治，成为“放开”的成本和“躺平”的代价呢？ 要知道，上海在防疫上是有很多先天优势的。经济发达，财政收入高，有足够的钱办事。2004年，非典之后一年，上海就在金山建立了660张床位的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未雨绸缪，以防大疫。可以说，上海在防疫这一块，并不缺乏实战经验，甚至是久经考验的。1988年上海甲肝大流行、2003年“非典”、2005年禽流感、2009年新甲流、2013年H7N9禽流感，上海的防疫称得上身经百战，积累了大量的丰富经验。 可最终怎样？ 还没“躺平”，只是稍微那么“精准”一点点，就被病毒攻城略地，打得狼狈不堪，造成了现在这种不可思议的局面。 要是彻底“躺平”，那会是什么样？ 你敢想吗？ 你真的能承受吗？ 还有很残酷很现实的一点是：疫情面前，汰弱留强不仅仅是抵抗力，还有钞能力。 “看医界”在《世界各国疫情数据解析及给中国的启示》一文中写道： 根据美国霍普金斯大学统计的数据，记录在案的新冠死亡患者大部分来自于中高收入人群，而低收入人群被记录的新冠死亡病例寥寥无几，也说明官方对于新冠致死人数的统计是存在较大遗漏的。
 2022年3月份美国华盛顿大学研究人员在《柳叶刀》期刊发表的文章，也给出了相似的结论。研究人员分析了191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数据，以了解全球真实的新冠死亡人数。结果表明，全球的超额死亡人数达到1820万，是官方记录人数的3倍以上。其中，欠发达地区超额死亡率最高，例如南亚（主要是印度）的超额死亡人数是官方统计的9.5倍，南非的超额死亡人数更是达官方统计的14.2倍。这是由于，一方面，欠发达地区的没有足够的能力调查和记录所有死亡病例的死因，另一方面，新冠疫情爆发导致的医疗资源挤兑在欠发达地区更为明显，而医疗资源的挤兑将使得患有很多其他疾病的人群因无法接受到合适的治疗而死亡。相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比例相对较低，美国的超额死亡人数约为官方统计人数的1.37倍，西欧约为1.48倍。
 这是在一个全世界的概念上，如果是聚焦在一个国家呢？ 一个国家必然是有相对先进和相对落后的地方，一个地方必然是有相对富裕和相对贫困的个人，这个时候谁更容易因为没有接受到合适的治疗而死亡？ 上文《柳叶刀》期刊文章给出的结论，应该足以让很多人醒悟。 所以看到有网友说：祖国坚持“不躺平”，其实就是为了保护我们这些千千万万的普通人时，有被戳中泪点。 疫情第三年，我们实在不该再在“躺平”和“清零”之间争论不休了。责编｜亦一封面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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